2017年9月11日， 上海下着雨，那天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学的日子。下午，我的uncle陈经纬先生要与我一起拜访交通大学档案馆并递交我们先辈在中国航运界的一些史料， 其中，抗战胜利后的对日索赔“顺丰”、“新太平”两轮的这些资料目前保藏在台北的档案机构。
       回想两年前，当我从美国来这里报考研究生，被录取攻读国际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对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上提供许多帮助。在课余的时间， 我常在校园里走走， 参观一下。 坐落在校园里的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就深深吸引着我， 因为董浩云先生是宁波帮航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这与我的曾祖父陈顺通先生有许多类似的背景。我是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后代，我的祖辈在1960年代就来美国定居。 但我的祖母陈爱棣女士时常会对我等孙辈说： 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我家的根在宁波，在美丽的东钱湖畔至今还长眠着我的曾祖父陈顺通先生、曾祖母戴芸香女士。每次我回国时，祖母就叮嘱我： 一定要去宁波， 要到宁波帮博物馆参观， 要给曾祖父、曾祖母上坟祭扫。  我祖母也常常对我们说说我的曾祖父陈顺通先生， 做为中国一代船王，北伐三等功勋、抗战二等功勋获得者的爱国往事。
       我的曾祖父陈顺通先生于1897年1月（农历丙申年腊月），出生在浙江鄞县云龙镇的冠英村。 曾祖父14岁时来到上海，继承父业做了一名船员。 在他身上聚集着宁波人所具有的优点：勤劳刻苦，聪明能干，后来他当上了船长。不久追随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先生投入革命， 1926年8月，遵照张先生之命令，曾祖父陈顺通先生担任国民航运公司的副经理， 负责为北伐运送军火、粮草以及革命同志往来广州等的秘密地下运输工作。北伐胜利后，他获得北伐革命三等功勋并跟随张静江先生，在浙江省建设厅任职，出任江浙两省内河轮船局局长， 招商总局上海分局副局长等要职。 在任上， 他极力主张收回内河航运权。
       1930年9月， 曾祖父在张静江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投资30万银元，在上海四川路开办了个人独资的上海中威轮船公司。首先拥有1艘江海货轮：“太平轮”（ 3550吨）。由于经营出色，在随后的几年里， 上海中威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蓬勃发展， 几乎每隔一年半就购置1艘轮船， 到1936年已经拥有： 海轮“顺丰轮”（6725吨）和“新太平轮” （5050吨）以及江海货轮“太平轮”（3550吨）， “源长轮”（3360吨）等4艘轮船，主要行驶于长江和远洋航线。中威轮船公司还代理其它轮船公司的经营业务。1931年11月，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成立，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三年后，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之后， 又相继担任中国航业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国航业研究委员委员等公职。
       上世纪30年代， 苏联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两国互派商船，恢复通航。 1933年6月，中威轮船公司刚购置不久的“顺丰轮”担任了去海参葳的首次远航。1933年6月2日出版的《申报》上曾有如下记载：“中威轮船公司主人陈顺通君，近以新轮‘顺丰轮’最合航行外海线。籍此中俄通商之始，决将该轮开行于中俄线，装载往来商货，第一班试航海参葳。决定今日由沪出口，其航路取旅顺、日本而至葳埠。” 
       抗战前， 曾祖父的中威轮船公司不仅吨位拥有量在中国各大轮船公司的排行名列前茅， 而且汇聚了如： 魏文瀚先生、魏文达先生等众多法律界、航运界顶尖的人才， 成为当时四大轮船公司之一。  “顺丰”、“新太平”2轮的英文租船合同的条款就是有魏文瀚先生、魏文达先生审定的，这2份租船合同也成为陈家向日方索赔的关键证据。可以说， 抗战爆发之前， 曾祖父所经营的航运业已经是如日中天， 他在中国航运业上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进行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即为实施江阴要塞、黄埔口、闽江口、宁波镇海、海州、珠江口以及马当一带封锁阻塞工事，而征用吨位较大的船舶，将它们沉没于上述重要的船道上，以防止日本海军的进攻。此时，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两艘海轮“顺丰轮”、“新太平轮”在战前租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现并入商船三井柱式会社)，抗战开始后，日方就以种种理由而不继续履行租船合约。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实际掌控的轮船只剩下了“源长轮”和“太平轮”，即便如此， 他还是将所剩的2轮交由国民政府征用， 用于抗战。而该2轮对曾祖父陈顺通先生、曾祖母戴芸香女士来说， 意义非凡， “太平”轮是他们购置的第1艘轮船， 从此， 曾祖父以船东的身份进入航运业； “源长”轮又是曾祖父、曾祖母共同创业的最好见证， 因为曾祖父在购买“源长”轮时， 一时资金还缺少一半， 我曾祖母得知后， 便拿出其多年的积蓄， 使我曾祖父顺利地买下了“源长”轮。

       1937年8月12日“源长轮”（3360吨）自沉江阴要塞
       1939年6月28日“太平轮”（3550吨） 自沉家乡----宁波镇海招宝山脚下

       从全面抗战爆发开始，我们家族拥有的这4艘轮船，就以各自的方式，走向他们的终点。我祖母陈爱棣女士一直对我们说， 在抗战期间， 曾祖父多次对曾祖母说道， 目前国家民族危难之时， 我做为一名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国， 其次要无愧于自己的先辈， 最后就是要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抬起头来做人。如果有一天， 我外出不能回来， 其它没什么事情， 就是不肯帮日本人做事情而遭不测。如果，我现在还有1艘轮船在运营， 我就能从1艘变成2艘， 2艘变成4艘。 为抗战自沉的“源长”、“太平”两轮我不可惜，但是租借给日商的“顺丰”“新太平”两轮， 我一定要追讨回来， 并让日方支付所有的租金。
       抗战后曾祖父陈顺通先生请求国民政府对日索赔“顺丰”、“新太平”两轮的历程果然如同其所说的。这可以从 台湾大学博士生、东京大学研究员萧明礼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2016年第1期《抗日战争研究》期刊上的题为《对日求偿“顺丰”、“新太平”两轮强征案的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文中得到印证。
       萧先生的文章，还原了两轮对日索赔的最为原点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讲述了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在抗战前与日商大同海运分别签订租船合同的缘由；抗战爆发后，两轮为何遭日方扣押？ 以及胜利后，曾祖父便整理了两轮的全部资料， 即，两轮的船舶情况表、两份租船合同、两轮的船舶国籍证、两轮截止1946年10月15日按国际租船市场价格计算的租金并扣除相关船舶运营费用后应该支付的租金等委托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索赔请求：
       第一： 归还“顺丰”、“新太平”两轮或同等级、同吨位的船舶两艘；
       第二： 支付“顺丰”、“新太平”两轮截止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约六百万美元。
       两项索赔合计近千万美元。
       即使1949年11月14日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在上海病逝， 但是负责两轮对日索赔的顾维钧大使等还在锲而不舍地推进，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从曾祖父以及家族的4艘轮的往事上， 我可以深深体会到：
       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巢之下， 岂有完卵。 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不遭外人欺，国强则民富。 也只有在国家强大这个大前提下， 我曾祖父生前于1936年6月、10月相继出租于日商的另2艘轮船， 即“顺丰轮”（6725吨）和“新太平轮” （5050吨）， 上海海事法院于2014年4月在浙江舟山嵊泗马迹山港扣押了日商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宝韵轮”， 最终迫使日商向我们陈家支付了赔偿款。
       中国历届政府在我家对日索赔“顺丰”、“新太平”两轮之事上，是高度一致的。毕竟，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所以两岸在维护中国公民权益上才能有高度一致， 而这种一致跨越了1949年，又进一步生动诠释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终究同属一个中国，只有早日统一才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最大的福祉！也是我们海外侨胞最大的期盼！